【《毛年谱（1949-1976）》纪事本末（525）】1955年，毛泽东62岁。

筹备会议工作

1955年9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召开七届 六中全会的通知。通知指出：

“中央政治局决定召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议程有两项：（甲）讨论和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乙）讨论和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代表选举工作的决议。”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发言请立即开始准备，均须写成发言稿。” “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至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至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因为会期只有五天，不可能每人都宣读发言稿，准备以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区宣读自己的发言稿，而将另一部分地区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看，因此各地方同志虽然不可能都发言，但是每人都必须写好发言稿。此项发言稿，看其内容如何，准备略加修改（包括去掉合作化问题以外的某些部分），成为文章形式，在报纸上发表，借以交流经验，推动合作化运动。”

并批示：“周、伯达同志阅后，即送邓小平同志：此件请小平商少奇同志，加以斟酌修改，印发各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用电报发去，须使各省市和地委于九月十一日以前收到为宜。”

中共中央的这个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于九月七日发出。

9月12日，审阅修改陈伯达九月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稿），于晨四时批示：

“刘、陈、邓、伯达阅，请于本日阅完，尚昆即印若干份（在北京发各中委和乔木、鲁言、农村工作部若干同志），用飞机送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修改的意见，于月底来京参加中央全会时带来。” “此件我看可用，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如伯达有不同意见，可于下午和我一谈。”

毛泽东对决议草稿的修改，主要是在第九条中的“现在各省还存在着一些土地改革不彻底的落后乡村”之后，加写“大约占乡村数的百分之五左右”。

9月18日，审阅邓小平九月十七日报送的准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关于召开第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稿，说明稿主要解释了八大延迟召开的原因。毛泽东批示：“恩来同志阅，退小平办。我认为可以照这样去讲，只改了几个字。”

9月28日下午四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二十九日下午，继续主持预备会议。晚十时，审阅修改陈伯达准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 案的说明》稿后，批示：

“尚昆同志：此件请于今夜印十几份，明日上午 即送交各政治局委员，外加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等人各一份。并请你用电话催他们于十月二日上午 十二时以前看完，批注意见直交陈伯达同志，二日下午或晚上必须印发到六中全会各同志。我的短信，请附印在封面上，或另印一纸条。”

短信为：

“政治局各同志：送上陈伯达同志准备在六中全会上讲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件，请即予审阅。如有修改的意见，请在文件上注明，于十月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送交陈伯达同志。”

七届六中全会召开

1955年10月4日-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会议基本上通过在试行中经过多次修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决定提交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

10月4日下午三时，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开幕。

毛泽东致开会词。他说：

这次会议讨论两个重要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召开党的八大的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宽的地方在发展合作化。华北、东北，加上山东、安徽、浙江、河南，全县基本合作化的，可能超过一百个县。所以，农业合作化问题现在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很广大的问题，但是在中央领导机关，在省、市、自治区，在地委，在县、区、乡，直到合作社，内部的意见是不统一的，有不同的意见，有要快一点的，有要慢一点的。现在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运动很广大，而领导意志不统一，没有采取主动地、积极地、欢迎地、高兴地全力去做这个工作的态度。所以，现在我们有必要开这么一个会议。参加这个会议只有中央、省（市）委、地委三级，然后我们去说服县、区、乡三级，来解决意志不统一、看法不一致的问题。 关于召开八大，从开国到现在，按党章规定，中间应该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没有开，这是个缺点。不过党章上也说，按照情形，可以延长或缩短。到明年开也有好处，主要是把高饶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进行的肃反工作又把相当多一部分有问题的干部搞清楚，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代表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是有好处的。

10月5日下午三时，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

10月6日下午三时，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审阅陈云准备在中共七届 六中全会的发言稿。

10月7日，审阅邓小平准备在中共七届 六中全会的发言稿。下午三时，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第四次会议。

10月8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副秘书长开会。会后出席七届六中全会第五次会议。

10月9日，审阅彭真准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稿，批示：“退彭真同志。此件很好。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毛泽东对发言稿主要作了三处修改。

在发言稿讲到应该知道农民的优点和缺点处，加写：他们“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这样两方面的情况，了解他们有保守性、但是他们的这种保守性又是可以被说服而加以改变的这样两方面的情况”。 在发言稿论述“四大自由”处，加写：“所谓‘四大自由’，即土地租种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这是一种明显的资产阶级的纲领，这是一条明显的富农路线，这是同我们党的限制资产阶级和限制富农的路线完全不相同的。他们不是限制资产阶级和富农剥削自由，而是用法令允许资产阶级和富农可以进行无限制的剥削，并且加以提倡。” 在发言稿论述合作化意义处，加写：它“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彻底地消灭一切城市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

10月10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第六次会议。

10月11日下午，中共七届 六中全会闭幕，毛泽东作结论。他说：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 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

在讲到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

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 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

毛泽东认为，这次全会的重大收获，就是解决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许多争论。关于在最近一个时期应不应当办一些高级社的问题，他说：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

毛泽东根据会上大家的发言，对全国农业合作化提出一个新的规划：

多数地区，要有三个冬春，到一九五八年春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一部分少数地区，有两个冬春就够了，其中个别地区到明年春季就可以基本合作化了。又一部分少数地区，需要有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冬春。

毛泽东说：

省（市、区）、地、县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一有问题就去解决。如果遇到情况不对，立即煞车，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又说：

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质量，比规格。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

毛泽东说：

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他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

华国锋崭露头角

华国锋（1921年2月16日-2008年8月20日），原名苏铸，字成九，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

学生时代，他就关心国家前途命运。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毅然投身抗日运动，1938年6月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时期，华国锋同志先后担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等职务。他深入煤矿工人和农民、妇女、儿童中发动群众，激发群众抗日热情。他带领精干的武工队到游击区、敌占区打击敌人，建立抗日政权。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为发展壮大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和开展抗日工作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华国锋同志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吕梁区第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晋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先后参加了汾孝战役、开栅保卫战、黄崖战斗、古交战斗等。

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领导交城、阳曲等地的土地改革，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使群众踊跃参军支前，为解放古交、太原等城市提供了坚实后勤保障。华国锋同志为山西解放战争胜利和人民政权建立与巩固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9年初，华国锋同志随军南下，担任解放后第一任中共湖南省湘阴县委书记。他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调查研究，迅速打开了局面，湘阴的支前、建政、剿匪、救灾、土改、生产等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调到湘潭工作后，他历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公署专员。1954年11月，华国锋担任湘潭地委书记兼湘潭军分区第一政委。

1955年7月，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大力推广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着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华国锋，在学习了此文件的基础上，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先后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符合毛主席意向的文章。当毛主席看到这些带有湖南乡土气息的文章后，立即对其大为赏识。

这年秋天，毛主席来到湖南进行视察，在长沙接见了华国锋。此时的华留着平头，穿着十分朴素，再加上忠厚的面相，给毛主席留下了忠诚可信、老实厚道的良好印象。

毛泽东接见华国锋：

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34岁的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会上，毛主席让华国锋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这位年轻人的发言再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受到大会的普遍关注。

在会议休息期间，毛主席还向中央其他领导人这样介绍华国锋：“这个年轻人是我的父母官，一个老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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